加强安保措施当然有助于防止暴力袭医事件的发生,但不是治本之策。立足点还是要放到如何缓和医患关系,重筑医患互信上。信任之下的医疗成本最低,医生、患者、社会三方都是赢家。
这不仅是三亚要面对的问题,对整个文旅行业而言,都是一道必答题:在选择众多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人们选择自己?在人们在意消费性价比的情况下,如何让宾客双赢?
不能把“过紧日子”当成经济下行时期的应急之举,合理开支、避免浪费、摈弃形式主义应该成为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即便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也要以此为原则。
财政压力大不是挪用孩子餐费的理由。“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在关乎孩子成长的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我们对挪用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的行为“零容忍”,这是不容突破的底线。
面向更长远的未来,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抉择关头,一个人的热爱与那些世俗的考量同样珍贵——如果不是更珍贵的话。这意味着,在权衡选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作为目标,而不是作为工具。
我们承认时代的沉重,但如果把高考志愿选择的迷茫仅仅归因于此,似乎有些偏颇,也无异于改善局面。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让家长和孩子在填志愿事到临头时毫无章法、完全失措,似乎没有任何思考的锚点?
野线担不起原罪,但当下人们户外徒步的热情确实超前于相应能力——个体经验不足、风险意识不强;组织机构良莠不齐;政策法规也不到位。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户外圈不为过。
现在的管理思路似乎是,试图用“隔绝”的方式让大学成为没有丝毫潜在风险的真空。校门替你们把守了、出游的权利替你们否决了,就在这象牙塔里度过你们的青春吧,没有往来就没有风险。
当人们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假期来承载去远方的梦想,那自然就不需要用“拆东墙补西墙”凑出一个长假,文旅市场也不需要靠集中消费来繁荣,不管是对个体还是对整体经济而言,都有裨益。
相比于社会职场,高校环境更为封闭(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学生“用脚投票”的选择渠道更窄,这进一步滋长了权力的膨胀,也让膨胀的权力难以被发现、被曝光。积累到最后,只能以学生联名举报这样有些惨烈的形式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