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获中国政法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双硕士学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出版译著《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庭审之外的辩诉交易》,参编《职务犯罪证据审查实务》(副主编)等著作,在《政法论坛》《法制日报》《检察日报》、财新网等刊物、网站发表论文、文章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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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与国内监管者、与境外监管者、与大众的三重关系中,有问题的显然不单单是互联网企业一方,因此,解决问题也不应该靠简单的声讨、打击。
张扬个体自由和权利规则的现代法律,再试图去维护和挽救属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牢固的家庭和婚姻,总会显得非常吃力。
“无救济则无权利”。草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权利、信息处理者义务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检验信息保护规则有效性关键在于违法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及时查处,权利受损者能否得到及时、充分的法律救济。
正当防卫制度鼓励、支持公民见义勇为,捍卫自身和他人合法权益,体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邪不压正”的朴素正义观。
犯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人性本恶的产物。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近年来司法机关为推动法律统一适用,实现司法公正,推出了诸多举措,类案检索制度是这一趋势的延续。但是制度落地和取得实效,仍然需要从很多方面着力。
理论界一直存在将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并轨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