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生命力不在于规模多大、赚多少钱，而在于能走多远，能否穿越经济周期。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可以找风口；后工业化时代逆风行船，没有风口时，企业家要自己创造风。

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我们都绑在一起，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都于事无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少有企业将公众非常关心的社会责任列入核心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民营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是由体制和机制决定的。

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必要，而且发生了大量的企业和政府官员勾结，骗取国家补贴的事情。

科斯告诉我们，“市场失灵靠政府”是研究方法论上的根本性错误，它使人们误以为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

权衡考虑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

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

既然过度借债是危机的起因，经济复苏的前提就是债务的削减，即我们所说的“去杠杆化”。判断经济复苏与否，不看GDP增长速度或者趋势，而要看去杠杆化的进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任何反弹都注定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