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文章量 15阅读量 93447 订阅
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产权改革严重滞后有关,改革现有的地权安排越来越有必要。
因征收农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65%以上,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威胁。
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成本尽可能低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是最大地违反中国的国情。
今天虽然很少人直接宣扬中学为“体”,但在各种场合对国情的强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国情比经济规律更重要,似乎强调了国情特殊,中国便可以成为超越经济规律的例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情”两字有了新的涵义和用处。所谓新涵义,是指这两个字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根据主观需要,任意缩小和扩大。它跟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秉赋、人口数量和质量甚至历史、文化都已经失去内在的联系,跟经济规律更失去了联系。
中国仍在迅速增加中的巨额外汇储备固然部分地反映了汇率的扭曲,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本国要素市场上的扭曲。
四川特大地震之后,面对生命财产的大量毁灭、重建的高昂代价,以及地震带的存在对未来造成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尽快改变人口的现有空间分布便有了更急迫而有力的理由。
对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进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视,不然就会阻碍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