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产权改革严重滞后有关，改革现有的地权安排越来越有必要。

因征收农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65%以上，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威胁。

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成本尽可能低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是最大地违反中国的国情。

今天虽然很少人直接宣扬中学为“体”，但在各种场合对国情的强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国情比经济规律更重要，似乎强调了国情特殊，中国便可以成为超越经济规律的例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情”两字有了新的涵义和用处。所谓新涵义，是指这两个字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根据主观需要，任意缩小和扩大。它跟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秉赋、人口数量和质量甚至历史、文化都已经失去内在的联系，跟经济规律更失去了联系。

中国仍在迅速增加中的巨额外汇储备固然部分地反映了汇率的扭曲，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本国要素市场上的扭曲。

四川特大地震之后，面对生命财产的大量毁灭、重建的高昂代价，以及地震带的存在对未来造成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尽快改变人口的现有空间分布便有了更急迫而有力的理由。

对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进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视，不然就会阻碍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