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铿看来，当下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这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方案。比如，如何推动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很多企业家害怕提涨工资，但这不能成为回避的理由。应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但他也强调，这种机制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机制。这种机制广泛存在于各市场经济体中，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投资于人必先尊重人。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界限内，尊重这些千差万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呵护一个个活力迸发的新市场。比如近年各地快速发展的漫展、脱口秀表演等新商业场景，为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舞台，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是什么在推动这种跨界浪潮？张鹰认为，电气化是显而易见的动力之一。

一个可以作为对比的例子是“托拉斯”。19世纪末的美国也曾经出现过头部企业成立“信托”，中小企业将产能“托付”给它们的情况。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托拉斯”（Trust，信托）。事实证明，这种组织对产业创新具有破坏性，也是此后反垄断重点监管的行为。

目前一些行业协会的“反内卷”举措侧重于价格与产能方面的协调，不仅可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的要求，还将给未来中国相关行业产品和企业的出海带来巨大合规风险。

邢予青说：“如果我们不发展高端服务业，那么有资本和房子的群体就会越来越富裕，而有技能、有才能的人的收入就涨不上来，提振需求的难度就会更大。”

比如说，当下部分产业正处在周期逆转，面临市场出清的阶段，身处其中的企业家和员工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较大压力和冲突，也更容易陷入各种纠纷之中。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和供给端调整的深度推进，不少传统行业甚至部分新兴产业可能都会处于这种出清压力之下。这提醒我们，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需要更多关注和保护。

黄少卿说：“‘反内卷’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要尽快放弃选择性产业政策，约束其对产业和企业的微观干预能力。因为‘内卷’的本质是市场供需失衡，而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产业基金正是这种失衡的重要推手。”

此后五年时间，这座位于北纬36度的温带城市开始大规模种植热植，并逐渐成为中国热植种植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大量电商平台上的热植商家来自青州地区，甚至青州种植的一些热植产品还会返销至泰国等热带国家。

我们就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财政投入不仅是一种“成本”，更是一种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正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是“投资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