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要尊重多数民意。如何体现多数民意呢？是需要有公开的、法定的程序的。

不从根上解决公民对权力的监督，只会让权力部门玩文字游戏的水平越来越高。

寒门子弟即使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改变命运，重点大学越来越成为富家子女、官家子女的俱乐部。

当权力沦为赤裸裸的谋利工具时，文物也罢，文化也罢，人也罢，物也罢，都是用来交易的“行货”。

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的恩怨则在其次。

在一个开放的法治社会里，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应该依据法律，在同一个平台公平竞争，比拼透明、高效、公信力。

反正大家都不相信，不如直接大胆地涨价，还节省了发公文号召员工当“水军”的这道工序。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会有结局，有一类新闻会在传播途中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该给它一个什么名字？

“史上最严厉”的政策不但治不好“首堵”，还可能增加民怨，造成社会对立情绪，使社会管理成本增加。

我担忧这种“程序终结”一旦推行，有可能会陷入一种越维越不稳的“维稳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