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搁置的台湾条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战争反省与谢罪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等。这些问题日后将逐渐浮现，给中日关系带来波澜。

文在寅会不会重蹈“青瓦台魔咒”的覆辙？而张夏成充满理想色彩的“和谐共生的正义资本主义”，究竟有多少政策前景和推进可能？

今天，荷兰在依然保持着其宽容、自由、多元的基本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扰。其解决之道，是固守“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自由、多元之道？还是如某些批评家所说，需要更加积极地恢复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工具”，以对抗和清理各种极权、极端思想和势力？

韩国各主流政党，没有致力于解决根本矛盾，而是在进步和保守之理念冲突的名目下，盲目发动大众“为了反对而反对”，使本应践行调节冲突责任的政治过程，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性，并在多党竞争和选举政治机制的作用下被不断再生产，以致韩国民主制度反复陷入结构性困境。

我们如何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生活？无神论其实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道德生活。

按照帕里斯温和的建言，只是发放部分UBI，除了对于极端贫困地区边际改善显著之外，对于富裕国家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数目会低到毫无意义，无法取代目前各种社会保障计划。

埃亚尔认为，世界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改革，需要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管理内部事务的方式进行重大反思。如果任由对全球化的反抗演变成为一场反对进步本身的运动，改革的机会之窗将会关闭。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精心设计规划产业发展路径，并通过各种法案支持和引导产业创新沿着规划的道路发展。因此，布洛克、马祖卡托等人将美国政府称为“隐形的发展型政府”或“企业型政府”（创新国家），而不是哈耶克所说的“守夜人政府”。

过去六十年中，一个又一个的“新重商主义”的国家通过重商主义政策使其经济突飞猛进。现在，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及中产阶级陷入困境，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中期增长前景黯淡，实施重商主义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很有可能会加重。

解体并不新鲜。每隔一两代人，就会发生一次。每一次衰退都会迎来革新，每一次内爆都会释放出能量，每一次解体都会都会带来新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