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工开物》“向世界开源了中国技术”，成为了“连接古代经验科学与近代实验科学的桥梁”以及全球化早期样式的“知识共享”，但它却未能“技术突破”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典，其根源在于“创新机制”即“产学研一体化”缺乏。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代化的“江南道路”，这时，就会发现，其于“英国模式”，除了社会优先而非资本优先、道德为主而非利益为主的区别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江南道路”以其传统价值取向对“英国模式”做了选择。

然而，在江南，基于“耕读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却被文化中国的义利观——“重义轻利”限制了，王朝中国“重农抑商”，文化中国“重义轻利”，将资本主义限定于“萌芽”状态，然其一“轻”、一“抑”，使“萌芽”不能开花，憋屈呀！

工业革命“哀荷兰”，也“哀江南”，百余年后，其幽灵仍在，还在问：何以“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江南”？这一问啊，问在未来已来之际，问向新的工业革命到来之时，命运又来敲门了。

“天下为公，人类大同”，成为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展其文明的力量，在全球史的新生代重构中，让文化中国开讲。

靠着船坚炮利，打赢战役，固然不易，但要打垮一国的经济，方能彻底胜利。

中国“富有”的源泉，就来自民间社会的进取，而“停滞”的两个标签——“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也只适合王朝中国，与民间社会何干？

“可怕的英国人”啊！往小了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往大了说，是英国利维坦来访中国龙了。

新世纪要有新思维，若思想还被困于“东西方”，那么太平洋就不太平，要来的，就不是全球化和人类的“太平世”，而是新的世界大战。

此时的清朝，处于乾嘉时期，陶然于“以商制夷”，躺平于天下主义，一而再地拒绝了工业化的历史契机，一如拿破仑所言，成为了一头“沉睡的雄狮”，卧榻旁，肘腋下，被列强吸血而不自知，或问拿翁此言，是为中国叹息，或为自己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