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法律对医务人员以外的社会人员从事健康科普，仍存在诸多监管盲区。

要允许集采中选厂商有合理的利润以形成以仿制药养活创新药的持续动力和良性循环。

国家医保局对创新药一直很支持。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国谈）数据显示，在新增91个药品中，38个是创新药，无论是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历年新高。在谈判阶段，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了90%，比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的不是打补丁，而是医药市场、医保市场、商保市场的系统性重构。

嘉医附院的亏损不是个例。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以及一二线城市对三四五六线城市的虹吸效应，中小城市本身就处于人口流出局面，再叠加前些年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对医院日常诊疗业务的巨大冲击，许多中小型地市级医院陷入严重收不抵支的困境。

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公立医院也要适应存量发展乃至减量发展的新模式，各级卫健委、医保局也要为此制定配套政策。各级卫健委要加快完善对公立医院“关键少数”决策者的考核指标，从侧重硬件设施覆盖率（如床位数、医务人员数）转为侧重服务达标率（如诊疗规范率、性价比）、结果性指标（如单病种治愈率、空置率，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用考核的“牛鼻子”遏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冲动，根除医院“过度住院”的决策动机。

高价竞标者落选天经地义，但患者用药选择权也应该得到保障。目前的一个现实困境是，集采落选的药品难以进入医院，患者很难有选择。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首次对单家医药企业发出公开问询函。这种方式打破了外界对于“医保直接设置价格目标值、目标区间、降价幅度”的预期，让医保局免受“政府定价/限价”带来的廉政风险和技术挑战，而是专注于对行业“异常”产品与价格的监测、评估与处置。

特例单议只是一种“打补丁”机制，解决DRG/DIP“误伤”问题还需要在医保局、医院层面推进精细化管理。

只有各级医保部门放下身段协商，亏损面和亏损额处于历史高峰的公立医院、疫情后仍处于营收与利润负增长的医药产业才能企稳回升，“三医”才能共享可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