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各级医保部门放下身段协商，亏损面和亏损额处于历史高峰的公立医院、疫情后仍处于营收与利润负增长的医药产业才能企稳回升，“三医”才能共享可持续的繁荣。

一方面，对于药店兼营行为，要尽快通过“一药一码”全程追溯体系进行精准管控，防止误伤药店的多元化经营。另一方面，在医疗医药反腐整治之后，公立医院内部的绩效考核要完全与医生创收脱钩，医生才能专注于诊疗本身，而不介入药品利益，从而愿意把处方外流。

公立医院作为财政出资建设的医院被要求高举“公益性”旗帜，但如今，受制于地方财政对医院运营投入不足，以及为填平二、三级医院高达40%以上的亏损率，大多数医院向科室层层摊派“创收”或“控费”指标，更有少数医院放任“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发生。这已经不只是观念淡薄、管理落后的问题，还需要在体制制度层面予以改进。

在肯定国家药监局试点进步意义的同时，必须承认：如果只是靠药品说明书把字号变大，只能解决“看得清”的问题，无法解决“看得懂”的问题，更无法解决“用得好”的问题。

新发疫情不是光靠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就能发现的。面对无形的细菌、病毒，以及隐蔽在天南海北、犄角旮旯的病原，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曾在2022年撰文指出要“健全网络直报、医疗机构推送、医务人员报告、科研发现报告、检验检测机构报告、群众个人报告、和舆情监测等多渠道信息综合监测体系”。

随着医保监管史无前例地扩张到医务人员个体，如何确保监管的统一、公平、透明事关重要。

公共卫生医师的处方权要立足于该岗位的职责与优势，与临床医师的处方权错位发展，而不能照搬。

上海政策得到医药界的热烈响应，因为它给出了实质性的利好，特别是用当地医保基金的“真金白银”向创新药械倾斜，并在临床合理用药、医保总额控制等为合理使用的创新药械“网开一面”。

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行政处罚都是方法，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自我完善才是目的。既然方法服从于目的，医疗机构就要在信息公开之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即便只是个别患者在使用集采中选的仿制药后出现轻度、中度不良反应，也值得引起监管机构与医院医生重视。此时应当尊重患者的感受和意愿，保障患者选择原研药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