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保局对创新药一直很支持。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国谈）数据显示，在新增91个药品中，38个是创新药，无论是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历年新高。在谈判阶段，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了90%，比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的不是打补丁，而是医药市场、医保市场、商保市场的系统性重构。

嘉医附院的亏损不是个例。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以及一二线城市对三四五六线城市的虹吸效应，中小城市本身就处于人口流出局面，再叠加前些年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对医院日常诊疗业务的巨大冲击，许多中小型地市级医院陷入严重收不抵支的困境。

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公立医院也要适应存量发展乃至减量发展的新模式，各级卫健委、医保局也要为此制定配套政策。各级卫健委要加快完善对公立医院“关键少数”决策者的考核指标，从侧重硬件设施覆盖率（如床位数、医务人员数）转为侧重服务达标率（如诊疗规范率、性价比）、结果性指标（如单病种治愈率、空置率，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用考核的“牛鼻子”遏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冲动，根除医院“过度住院”的决策动机。

高价竞标者落选天经地义，但患者用药选择权也应该得到保障。目前的一个现实困境是，集采落选的药品难以进入医院，患者很难有选择。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首次对单家医药企业发出公开问询函。这种方式打破了外界对于“医保直接设置价格目标值、目标区间、降价幅度”的预期，让医保局免受“政府定价/限价”带来的廉政风险和技术挑战，而是专注于对行业“异常”产品与价格的监测、评估与处置。

特例单议只是一种“打补丁”机制，解决DRG/DIP“误伤”问题还需要在医保局、医院层面推进精细化管理。

只有各级医保部门放下身段协商，亏损面和亏损额处于历史高峰的公立医院、疫情后仍处于营收与利润负增长的医药产业才能企稳回升，“三医”才能共享可持续的繁荣。

一方面，对于药店兼营行为，要尽快通过“一药一码”全程追溯体系进行精准管控，防止误伤药店的多元化经营。另一方面，在医疗医药反腐整治之后，公立医院内部的绩效考核要完全与医生创收脱钩，医生才能专注于诊疗本身，而不介入药品利益，从而愿意把处方外流。

公立医院作为财政出资建设的医院被要求高举“公益性”旗帜，但如今，受制于地方财政对医院运营投入不足，以及为填平二、三级医院高达40%以上的亏损率，大多数医院向科室层层摊派“创收”或“控费”指标，更有少数医院放任“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发生。这已经不只是观念淡薄、管理落后的问题，还需要在体制制度层面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