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此时，苏东坡依依不舍地告别王荆公，继续沿江而下。分别时分，王安石站在码头上，苍老而孤单。他凝望着苏轼坐的船渐渐远去，喃喃地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世界可能真的走到了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可见的碎片化的未来，已经习惯了二战战后秩序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必须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调整。欧洲（或许还有日本）既是过去受惠于二战战后秩序最多的，又处在上述“地缘裂缝”的前沿，所以也是当下最焦虑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没有过两位政治立场如此针锋相对、文坛地位如此不相上下、性格脾气如此南辕北辙的伟大人物，能够如此轻松而自然地笑谈于水光山色之间。

我们应该铭记北宋时期的“元丰”年号，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继王维、李白、杜甫活跃的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后的又一高峰。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客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结合点与面、上与下、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宋代的商业文明以及它对社会进步、文化昌盛的促进，并稍稍探究一下成就这种商业文明的原因。

最近，很多生活在英国的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了许多伦敦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白金禧年”（PlatinumJubilee）的图片和视频。

有宋一代，这句话得到了完美的证明——商业的繁荣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又显著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结出的首要硕果，便是教育的昌明。

如果有一件事物最能够将宋朝城市与中国古代其他任何时候的城市一目了然地区分开来的话，大概非“勾栏瓦舍”莫属。

在米尔斯海默那灰暗冰冷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尚但却不切实际的理想，是一种典型的“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