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没有过两位政治立场如此针锋相对、文坛地位如此不相上下、性格脾气如此南辕北辙的伟大人物,能够如此轻松而自然地笑谈于水光山色之间。
我们应该铭记北宋时期的“元丰”年号,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继王维、李白、杜甫活跃的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后的又一高峰。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客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结合点与面、上与下、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宋代的商业文明以及它对社会进步、文化昌盛的促进,并稍稍探究一下成就这种商业文明的原因。
最近,很多生活在英国的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了许多伦敦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白金禧年”(PlatinumJubilee)的图片和视频。
有宋一代,这句话得到了完美的证明——商业的繁荣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又显著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结出的首要硕果,便是教育的昌明。
如果有一件事物最能够将宋朝城市与中国古代其他任何时候的城市一目了然地区分开来的话,大概非“勾栏瓦舍”莫属。
在米尔斯海默那灰暗冰冷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尚但却不切实际的理想,是一种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人们今天回头再看,德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今日德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到2000年时是不可想象的。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给德国民众造成过什么痛苦和不适应。
默克尔自己曾经说过:“我专著于我的工作。”这是政治家的优秀品质。然而,如果一个被众人寄望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仅满足于做好眼前和手头的工作,那么他(她)就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角。